Name: Xerox Nothing
Member since: 2018-10-07 13:31:22
Last Login: 2020-06-26 02:17:58

Homepage: http://panasia.quora.com

Notes:

Follow Me on Quora? - as of Oct11th,2019 updated...

Recent blog entries by xerox

26 Jun 2020 »
清华女生
2016-03-28 | 黄勇林(自03班) | 来源 摘自《清华人》(1980级毕业30周年专刊) | 691
说实话我不是很喜欢清华:千篇一律的刻板、繁重且高难度的考试,还要比其它大学多上一年;吃饭也是站着的,使得我吃饭的速度至今都远超于我胃觉的感知速度,可能这是我中年发胖的唯一原因。看着清华学堂上那高悬的清朝大贪官那桐大人的题字,真想摔上一把泥。那时候鸡蛋还是稀罕物,粮票换来的,绝不忍心用来发泄一时之气愤。而且我对鸡蛋还情有独钟,不仅是靠一篇叫《画蛋读后感》的文章混进清华,我还有个特别的嗜好:在鸡蛋上练书法,竟把一个“滚”字在鸡蛋上写得栩栩如生、动感非凡,和那桐大人那庄严俊秀的清廷翰林馆阁也相去无几。

对于像我这样在校园中完全透明的大多数理工男来说,校园的生活基本索然无味。在众多不如意中,谈论清华女生却是一件不可或缺且持之以恒的乐趣。当时规定本科不许拍拖,但没说嘴上不许谈论。而且那时中国还没有消费明星的风尚,也没有电视、报纸等媒体的明星娱乐版,所以男生们便不经意地把娱乐放在了他们同校的女生身上。清华女生从此便成了不是另类的另类,不是明星的明星。

在校的清华女生总是比男生显得更成熟,更高大上。她们总是目不斜视,即便是面对面地谈话,也总是凝眉锁目地遥望着那远方的高处。她们随口而出的豪言壮语,总是超越我的想象力。相对早来的青春期,总是让她们对未来更有憧憬和追求。1983年校刊上发表的一篇《要事业,也要生活》的檄文,是这样向世界宣告的:

“我们还很年轻,人生的路才刚刚起步。我们面临的矛盾是几千年历史的结果,就连我们自己的思想也深深打上了这些旧观念的烙印。我们的对手,不只是根深蒂固的旧观念和习惯势力,我们还必须同自己的软弱和不觉悟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初具科学知识的人都懂得,女性在智力上与男性相差无几;前人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女性同样可以在事业上获得辉煌的成绩。只不过作为女性,要多付出三分汗水、五分勇气、七分毅力、十二分的艰辛。我们既要事业又要生活,这就注定我们将终生忙碌。我们认了!这种忙碌的生活,使我们失去的是无知和怯懦,失去的是整个社会和历史对女性的不公正;我们失去的是威胁着我们女儿、孙女们的黑色阴影,我们得到的将是一种崭新的生活。让怯懦的人接着去徘徊吧,让俗人们接着去议论和怜悯吧。 同伴们,我们走着自己的路!弱者,你的名字不是女人”。

幸运的是,我在三十年后再次拜读此文,又一次被这强大的气场喷得头晕目眩。眼前不由自主地再次出现那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高大形象,还有手中紧攥着的那把不知马上要指向何方的闪闪利剑。那时的我,作文水平还停留在《画蛋读后感》之类的模版式填空的模块文章,能看到如此袒胸露怀,拥抱未来的青春之歌,真是由衷地佩服。仿佛是胡屠户的那一记大耳光落在了我的脸上,顿觉眼前金光灿烂……

在这时光荏苒的三十年里,清华女生从未从我周边的生活中消失过。就我常年生活工作的北美加州硅谷而言,她们的身影出现在每一个人类生活的阳光领域。在那春光明媚的校园;在那窗明几净的高科技公司;在那衣衫靓丽、场面宏大的行业协会及世界峰会;在那初始创业的浪潮中;在那高朋满座的朋友圈子里;在那社区学校的家长会上,以及在社区的众多活动中;她们都是高端的倡导者和积极的参与者。在任何聚会上,她们还是那样旁若无人地侃侃而谈。每当此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我置身于世界的中心,不,应该是宇宙的中心!

清华女生秉承着大学里就牢牢树立的价值观并克勤克俭地身体力行。她们坚持“要事业、也要生活”的人生观。“如果我们放弃事业,在安乐窝里消磨人生,我们就有愧于贫穷的祖国,有愧于人民的培养,我们的良心就要忍受羞愧的折磨。正是事业,升华了我们的生活,铸造了我们的信念,萃取了人生的真谛。事业的追求和奋斗,使我们失去了一些个人生活的幸福,也正是从事业中我们找到了更高层次的幸福的源泉”,这是她们的心声。

无论何时何地,清华女生总是以最阳光的形象出现:温柔自信的笑容、非一线品牌的高档手袋以及那性价比极高的座驾等,每一个微小的细节无不体现着那份由清华独有的严格的训练所培养出的务实作风,并且这种作风渗透于她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时间段。青春年代那酣畅淋漓的誓言,绝不是一个轻易可以坚守终身的诺言。当年所憧憬的浪漫“生活”,早已被日复一日的家务及子女教育打磨得体无完肤。现在的她们,是否还能够记得起当年的誓言?而结果还是再一次证明了清华女生的强大。她们一直在坚守,高度地坚守,无一例外。甚至把这种顽强地坚守,转化成了优质的基因,延续到她们天真烂漫的下一代。

清华女生的高度雷同是不言而喻的,她们每个人都是所在行业的高手,是社会中、公司里那坚不可摧的血肉长城。就像深海中游弋的沙丁鱼,那么地光鲜,那么地伶俐,那么地一致,一致到均方差几乎为零。她们有非凡的执行力,形如闪电,瞬间可以180度地转弯并以全速前进,根本不需要加速的时间,随时随地可以进入任何战斗状态。 除了魔鬼训练营,还有什么可以把她们训练成这个样子,而且坚守数十年! 除了她们,谁还做得到?!……

清华女生的豪言壮语继续在我耳边轰鸣:“自古巾帼多英雄。在人类文明史上,无数杰出的妇女为了改变自己低下的地位,进行了不屈的抗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多少妇女,为了事业的成功不得不牺牲自己生活的幸福。这样的例子还少吗?这是她们时代的社会制度和文明程度的残酷的裁决!今天,我们能够同男子一道分担社会的责任是来之不易的。面对历史和未来,我们丝毫不能退却,我们必须选择和献身于事业。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社会里,这就使我们的事业同千百万人的幸福联系在一起。事业,不再是个人奋斗的题目了。女性在事业上作无谓牺牲的时代正在结束!我们要在事业和生活之间构筑坚固的桥梁,我们这一代人的事业就是通向一个崭新时代的曲折的路。沿着我们的足迹,人们找到的不是一个事业的畸形儿,而是一个创造生活的强者,一个开拓事业的富翁。”

我实在是读不下去了,因为我的心在爆炸。此时我的眼前是那浩瀚的百里洞庭,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清华女生威坐高楼,化作那抚今追昔——“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范公希文。 现实中的清华女生也确实如此,在任何又苦又累的工作第一线,你都能看到她们的身影。在任何战略性规划的会议上,她们总是可以拿出第一手完整资料侃侃而谈。她们处江湖,居庙堂;上厅堂,下厨房……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我们很庆幸这个世界上有清华,更庆幸有清华女生。有了她们,这个世界真正地变得很美好,充满着正能量。而我又常常暗自神伤,她们哪来的这么多能量,支持那么多的灿烂辉煌?与其说从这种“要事业,也要生活”中体会到更多的快乐,不如说那里积累着越来越多的艰辛和付出。我奇怪地发现:在这个权本位的世界里,在这个纸醉金迷的天地间,清华女生从政的极少。在频频登上新闻头条榜的腐败贪官名单里,在那些通奸的女性领导干部中,竟然没有一例是清华女生;在那些手捧鲜花,在镜头前大谈成功学的企业家堆里,也几乎看不到清华女生;甚至,清华出身的泛着新潮文艺范儿的歌手作家这些另类“老师”们的圈子里,也无一例外地没有她们的身影。更有甚者,这些美似天仙的人间尤物、万人迷,在大富大贵面前却也过不了三招六式。比着那些外文出身的女主持、编辑在政要富贾面前的挤眉弄眼,清华女生真是输得一地鸡毛。这让高大上的清华女生们情何以堪?!我不禁恍惚,难道清华女生是这个时代的失败者吗?!你们怎么就这么不争气?!怎么就不想着恢复你们同类上万年的母系氏族社会的尊严,而只是拼命地想和统治了你们仅仅两千多年的男性平起平坐?!……

没办法,确实没办法。她们学不会,她们学不会挟天子以令诸侯,更学不会垂帘听政。她们不是精于宫廷算计的上官婉儿和甄嬛,也不是运筹帷幄的武则天和慈禧太后。她们是那顶盔掼甲、叱咤疆场的穆桂英,她们是那中华神剧中穿蟒扎靠、头戴翎子的刀马旦。她们总是奋不顾身地冲锋在一线,不经意间却把这大好河山留给了我们这些无所事事的平庸之辈……每每想到这儿,那高亢的歌声便悠扬地向我飘来:我真想再活五百年!……

世界上不能没有清华,清华不能没有清华女生。亲爱的清华女生,你们是我最亲近的姐妹,是那一起喝啤酒、嗑瓜子、看足球的好伙伴。在我心里你们是高大的,是那寒风中的义士,是那远处江湖的仁人。请坚持你们的誓言,尽情发挥你们的灿烂。还是古语说得好:自古英雄出巾帼!

source: http://www.tsinghua.org.cn/xxfb/xxfbAction.do?ms=ViewFbxxDetail_detail0&xxid=10094509&lmid=4000577&nj=1980
25 Jun 2020 »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0629035627/http://www.advogato.org/article/1036.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0629035627/http://www.advogato.org/article/1031.html
12 Jun 2020 »
Howdy, Amazon's cloud EC2 Spit OUT this instance again - after disappearing due to 'billing' issue...
4 May 2020 »
 
 三、信史、伪史与愤史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着《史通》,指出中国有良史传统,也有伪史传统。
  刘知几认为良史应具备三个条件:史学、史识、史才。后来章学诚加了一条史德。史学指史料的掌握和辨别真伪。史识指驾驭与分析历史事实的洞察力。史才指写作才能。史德,就是为写出信史、拒绝作伪而无所畏惧的道德力量。
  今天中共难以产生信史的人为因素是,史料被伪史学派垄断。敢于写信史的得不到史料,垄断史料的只有胡乔木的伪史学派。甚至一些流行的“回忆录”,根本不是作者自己回忆的记录,而是伪史学派强加于死者的伪作。如何方指出:杨尚昆生前与刘英谈党史《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提到“遵义会议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任总书记,得到大家的拥护。”这篇谈话经杨尚昆本人审定以《杨尚昆晚年谈党史》为题刊登于《百年潮》。一九九八年九月杨尚昆去世,三年后(二○○一年九月)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这段历史变成:“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所以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伪史学派垄断封闭史料
  何方指出:遵义会议决议中根本没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杨尚昆也无此“回忆”,这是伪史学派从陈云的所谓《传达提纲》抄来的。我还要指出,“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这是众望所归”这些话,是从《邓小平年谱》变造的。《邓小平年谱》一九八○年十一月十日--十二月五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许多同志提议邓小平担任……这是众望所归”。时隔四十五年,用语竟一模一样,这叫“今为古用”。
source: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93286565/

4 May 2020 »
毛泽东与“党的文艺总管”周扬

河北党史网 2006-11-13 15:34:02

6.jpg 在我国现代文艺史上,周扬是惟一一位担任领导职务时间最长、集文艺家与政治家于一身的人。由于周扬长期担任党在文艺方面的领导工作,与毛泽东的交往比一般人更多、更深,并且大都涉及文艺理论和文艺方针政策。所以,有人称他为党的文艺“总管”,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解释者、推行者。

文艺领导者的生涯

周扬(1908.11.7—1989.7.31),无产阶级革命家、现代文艺理论家、翻译家,湖南益阳人,原名周起应。早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1927年,在白色恐怖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冬,留学日本。1930年回上海,参加领导左翼文艺运动,同时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932年重新入党,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中央上海执行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兼任文化总同盟书记,主编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刊》,在同中央音讯隔绝的情况下,主持上海的革命文化运动。1936年,提倡“国防文学”,参加文艺界两个口号的争论,曾受到鲁迅的点名批评。

1937年8月,周扬奉调去延安,曾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边区文协委员,中央文委主任,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1945年起,任华北联大副校长,晋察冀中央局、华北局宣传部长,华北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主任,中华全国文联副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周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等。“文革”中受迫害,入狱九年。“文革”后至逝世前为全国文联主席、党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曾当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委员,中纪委常委,中顾委委员。他还是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周扬一生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表论著多部,结集为《周扬文集》出版。他还有译著出版,并主持了《解放区文艺丛书》的编辑出版和高校文科教材建设,贡献是多方面的。

周扬到延安后,开始与毛泽东交往。毛泽东对他也很看重。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他都是毛泽东在文艺工作方面所依靠的重要人物。对于这种状况,周扬自己也很骄傲,他自称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者、实践者”。还说“我的许多文章发表前,毛泽东都看过。对于他看过的文章,我有一种特别的感情,要特别尊重他。”

由于周扬长期担任党在文艺方面的领导工作,与毛泽东的交往比一般人更多、更深,并且大都涉及文艺理论和文艺方针政策。所以,有人称他为党的文艺“总管”,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解释者、推行者。在我国现代文艺史上,他是惟一一位担任领导职务时间最长、集文艺家与政治家于一身的人。1989年7月,周扬逝世后中央发布悼词,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和党在文艺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周扬还是懂一点逻辑的,他的长处是跟党走”

1937年8月13日,周扬奉党的调遣赴延安。

不久,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周扬被任命为教育厅厅长。

1938年3月,毛泽东领衔联合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发起成立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当时,周扬是边区教育厅长,此前在上海一直担任文艺战线党的领导工作,所以毛泽东请他参加发起创立这所艺术学院。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第一期只设戏、音、美三个系。本年12月招收第二届学员时增加了文学系,遂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1939年12月,毛泽东又让周扬担任鲁艺的专职副院长。

1944年5月起,周扬升任鲁艺院长。周扬常就学院的一些重大问题,直接向毛泽东请示;鲁艺的有些工作和教学计划,则报请中央书记处讨论批准。

鲁艺从创立至1944年5月并入延安大学,培养各种专业人才685人(不包括各种短期培训的人员),成为各解放区乃至新中国的文艺骨干力量。

延安大学成立后,毛泽东依然重用周扬,要他担任校长,同时兼任鲁迅文艺学院(新院名)的院长。

1937年11月14日,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在成立大会上,周扬作为主要筹备人报告了筹备经过和意义。该会后来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简称边区文协,负责贯彻党的文化政策,领导边区文化事业。毛泽东和周扬都是文协的执委。

1940年1月4日,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文化盛会,有700多人与会,连续开了九天。毛泽东抱病作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讲话(后更名为《新民主主义论》)。周扬始终参加会议,认真听了毛泽东的重要讲话,颇有振聋发聩之感。
这次代表大会决议,要筹办一个大型的权威性、理论性的学术刊物,以发表高水平的论文,促进边区文化事业的发展。周扬受命刊物的筹备,后来经毛泽东同意这个刊物定名为《中国文化》。周扬致信毛泽东,请他题写刊名,毛泽东欣然命笔。

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要编委之一的周扬,打算在创刊号上发表毛泽东在文代会上的讲话。他去约稿时,毛泽东谨慎地说“还要修改”。对于这篇纲领性的重要讲话,毛泽东自己是非常看重的。后来,他写信给周扬说:

文章虽写好了,但还待汇集意见加以修改,还得两三天才能将最后修改稿交你付印。累你等得太久了!现送上初稿一份请加审阅、指正、指示,并退我为盼!

过了两天,毛泽东又给周扬写信:

我的感冒尚未好,字(指周扬请他题写的《中国文化》刊名)还要等两天才能写好送来。兹先将文章送上,请付印,清样打好以后,请给我自己校对一次。你对此有何意见,仍请阅示,以便校对时修改。前送上的那一份仍请退还。

这些信表明,毛泽东完全是以一个理论家的身份与周扬这个理论家平等通信交往的。他是那样谦虚、诚心地听取周扬对他的文章“阅示、指正、批示”(这些谦词,毛泽东与其他人通信中不曾用过),非常愿意听取周扬的意见。同时也表明毛泽东对周扬的信任和器重。除周扬外,在我国理论界没有第二个人获此殊荣。此时是两位理论家关系最为莫逆的时期,也为以后乃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周扬的交往和对他的重用,奠定了基础。

1942年4月10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准备以毛泽东、秦邦宪(博古)、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界人士座谈,就作家的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文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以纠正当时文艺界存在的不良现象和问题。

之后,毛泽东找了周扬和舒群谈话,并要他们两人帮助筹备延安文艺座谈会。

周扬协助毛泽东筹备延安文艺座谈会,做了许多工作:一是帮助毛泽东搜集了鲁艺文艺家们的许多意见、争论和创作情况;二是为毛泽东拟了一份鲁艺的与会人员参考名单;三是在会议开幕那天,向毛泽东一一介绍了到会的文艺家。

4月26日前,周扬把初拟鲁艺与会人员名单和文艺情况的整理材料交上去,毛泽东对名单做了小的调整。4月27日,由中央办公厅以毛泽东与凯丰的名义发出请柬,鲁艺有40人出席了5月2日开幕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这天,周扬提前在中央办公厅小会议室门口迎接毛泽东,并向他介绍每一位到会的文艺家。毛泽东笑着与他们握手,并说:“欢迎你们!”之后,周扬与百位与会者一起,聆听了毛泽东所作的“引言”报告。会后,周扬在鲁艺组织与会人员进行了讨论。

5月16日,文艺座谈会召开第二次大会,进行大会发言。会上争论十分激烈。周扬作了长篇发言,主要讲听了“引言”后的体会,有理论、有事实、条理清楚,毛泽东专心地听着,并随手在一张白纸上记下一些什么。5月23日,周扬又聆听了毛泽东作的“结论”,全程参加了毛泽东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此后,他终生宣传并实践《讲话》的精神和方向。

从延安时期起,周扬写的十来篇万言长文发表前,都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也乐意看他的文章,觉得有逻辑性和辩证法。

据现存史料可知,毛泽东最早批阅周扬的文章是1939年。当时全国文艺界正根据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精神,进行着关于文学的民族形式的大讨论。周扬积极响应,写了《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洋洋万言,他送给毛泽东阅示。毛泽东看了几遍,非常仔细,在密密麻麻的11页油印稿上,修改和批注了几十处,只有一页没有改动。该文后来发表在延安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周扬在民族化大讨论中还写了《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这同样是一篇理论性极强的万言长文,经毛泽东审阅肯定后,发表在延安的刊物《文艺战线》上,在延安乃至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周扬回忆说:“文艺座谈会以后。我头一个起来检查自己的错误,而且写了文章。搞秧歌运动,批判王实味,我都写了文章。都经主席看过。主席对我确实是关系很深,确实对我很热情、爱护、培养。整风以后我写的文章,很多都是主席看过的。”的确是这样,在我国现代文艺界与毛泽东交往最多,关系最近的当首推周扬。延安时期是形成这种密切关系的奠基。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鲁艺的讨论和争辩热火朝天,师生们对学院的教学、思想、行政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自然,首当其冲的是院长周扬。他在自己反省的基础上,写了一份检查材料送毛泽东阅示。

几天后,毛泽东召见周扬。在交谈中发觉周扬对群众的尖锐批评和一些误解,有些委屈情绪,便说:不要有委屈的感觉。委屈无非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你自己对,他根本不对。那你不要感到委屈嘛,因为真理在你身上。真理在你身上,你会感觉到有力量;还有一种情况是,确实你错了,人家是对的。不过你自己不认识,所以感到委屈,这是罪有应得嘛,你有什么委屈呢?第三种情况是,一半是你对,一半是人家对,你也不必感到委屈,反正你有一半不对嘛。

这些话,使周扬感到像云开日出,面前一片光明。后来,他积极响应党和毛泽东的号召,通过各种会议,检查在领导鲁艺工作中的“三风”不正的问题,受到了全院师生和毛泽东的称赞。

经过几年的交往,毛泽东对周扬越来越赏识,还在一些人面前夸赞过他。1942年整风期间,毛泽东一次与丁玲交谈时说:周扬还是懂一点逻辑的,他的长处是跟党走,党正确他正确,党错误他错误。

周扬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以及他在政治思想、文艺理论和领导文艺工作中的风风雨雨、是是非非,印证了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多么深刻!

受命主持三次文代会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简称“全国文联”),是团结和动员文艺工作者开展文艺活动,以及进行国际交流的群众团体。“文革”前召开过三次代表大会,周扬都是毛泽东所依靠的主要人物。

1949年3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22日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学艺术家会师北京,筹备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根据中央的决定,郭沫若任筹委会主任,周扬代表解放区文艺家担任副主任。此后他与毛泽东频繁见面,汇报文代会筹备情况,或听取指示。7月2日,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隆重开幕,有824位代表出席。周扬担任由99人组成的主席团副总主席(郭沫若任总主席,茅盾为另一副总主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亲临大会,并作重要讲话。周扬在会上作了《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并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会议的进程及各机构负责人的选举,都是由中央和毛泽东审议批准的。

1953年上半年,中央批准召开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在筹备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当事人是毛泽东与周扬。

此前,毛泽东对于周扬对文艺的领导工作不甚满意,觉得他不得力,跟得慢,甚至认为周扬“政治上不开展”。于是,撤掉了他兼任的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职务,安排到湖南参加土改。周扬当然明白此中原因,并有几分不快。临行前,他专门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谈一谈。大约在1952年初,周扬离京参加土改去了。

筹备第二次文代会,是一件十分复杂而重要的工作,毛泽东委任胡乔木负责。他对大会的议程、任务、指导思想等都作了指示,还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全国文联及各协会的机构人选。胡乔木提出仿照苏联取消全国文联这个比较虚的机构。毛泽东听说后大为恼火,说:“有一个文联,一年一度让那些年纪大,有贡献的文艺家们坐在主席台上,享受一点荣誉,碍你什么事?文联虚就虚嘛!”同时,由冯雪峰起草的大会报告,未获中央通过。

这时,毛泽东又想到了周扬,指示赶快打电报把周扬召回北京,让他重新筹备文代会和起草大会报告。毛泽东还让胡乔木在全国文艺界负责人大会上传达他的意见:“希望第二次文代会在周扬同志的主持下,开成团结的会”。

1953年9月23日,第二次文代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周扬在会上作了全国文联工作报告,题目是《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60年7月22日至8月13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代表2444人。郭沫若致开幕词,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周恩来、陈毅、李富春,分别作了国内外形势和经济建设问题的报告。

大会的主报告是周扬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这个报告的初稿是7月18日改定的,当天即送毛泽东审阅。考虑到22日就要开会,毛泽东连夜审阅修改后,给周扬写了一封信,表示对这次会议的重视和对周扬报告的高度评价。信曰:

周扬同志:

文件看过了,写得很好。驳人性论及继承遗产这两部分特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读了令人神往。前两部分和后一部分较弱,能改写一次,使与中间两部分相称,也是势如破竹,神气活现,那就更好。只有几天时间了,是否改得来?有一个办法,会期推迟到二十五日,如何?请酌定。今日下午我想和你谈一次。

毛泽东

七月十九日上午四时

另,有一些小的地方,我给你作一点修改。

对我的诗词那一段颂扬不适当,请删掉。

周扬的“报告”共六部分:一、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四、驳资产阶级人性论;五、遗产的批判和继承;六、今后的任务。

毛泽东审阅周扬的报告时,作了七处重大修改,小的修改更多。

毛泽东建议周扬删去对他的诗词颂扬的那一段文字是:“作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在文学艺术上开辟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新的境界。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领袖,同时又是最伟大的诗人。他的诗篇深刻地刻画了中国人民战胜艰难险阻的惊心动魄的革命历程。他的诗词是革命史诗和革命抒情的完美结合。磅礴的诗才和雄伟的革命气魄,浑然一体。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和乐观精神在他的诗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结晶为最新最美的艺术形象。诗与人合而为一,毛泽东同志的诗词,是他的伟大人格的体现。”遵照毛泽东的建议,这个“报告”于9月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时,周扬删去了这段文字。

按照毛泽东的来信要求,周扬在7月19日下午,携讲稿去中南海,当面聆听毛泽东的意见,并回答了一些关于文代会的问题。

文艺界“三大战役”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十年间,毛泽东在文艺界发动了三大批判运动,有人称作“三大战役”,即批判《武训传》及武训、批判《红楼梦研究》及胡适思想、批判胡风。至于紧接其后的反右派运动,已不限于文艺界了。在这三大批判运动中,毛泽东对周扬的依靠越来越多。

1951年5月1日,毛泽东发动了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本意是让刚刚步入新社会的文艺工作者,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评价历史人物,正确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懂得歌颂什么,反对什么。但从运动进行的实际情况看,它在文艺界开了“不容讨论、一家定是非”和轻率地把作品的是非当作政治问题进行“大批判”的不良先河。由批电影、批武训,再到批创制者及一切赞扬过武训及电影的人。但还没有发展到对相关人员作组织处理。

在这场批判运动中,毛泽东没有特别依靠周扬或另外的人,而是直接指示中央宣传部和《人民日报》去实施他的计划。他亲自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 5月20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说这部电影是进行“反动宣传”,从而掀起了批判的高潮;他还要《人民日报》、文化部组织联合调查组,去调查武训的历史。在这个调查组中,江青是个重要人物。调查报告发表前,照例要送给毛泽东审改,这件大事是由江青办的。毛泽东审改的第一篇公开批判武训的文章是杨耳(许立群)写的,而不是周扬。

尽管如此,周扬作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以及他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还是积极投入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批判《武训传》的斗争。他好意劝说与电影《武训传》的摄制没有什么关系的夏衍,回上海主动检查“错误”。“检查”写成后,由周扬即送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很高兴,还加写了一段话,在《人民日报》发表。夏衍对周扬保护他过关,很感激。在这场批判运动高潮将过时,周扬写了《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按照以往的做法,周扬把这篇带有总结性的文章,送给毛泽东审批,8月2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此后,这场并不“历史唯物主义”的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即告结束。现在,人们对它有了不同的看法。

1954年,毛泽东又发动了批判俞平伯及其《红楼梦研究》的运动。事情是由两个“小人物”蓝翎、李希凡的两篇批评文章引起的。为此,毛泽东于10月16日给中央政治委员和其他同志(包括周扬)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指出《文艺报》压制“小人物”,纵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严重错误,号召对胡适、俞平伯及其他错误思想进行批判。同时还批判了《文艺报》(主要指主编冯雪峰)压制“小人物”的错误。

在这场批判中,毛泽东是倚重周扬的。他是文艺界与毛泽东之间“上呈下达”的关键性人物,文艺界有什么大的动作,多经他呈送请示报告和安排计划;毛泽东和中央对文艺界有什么指示,也由周扬传达布置。在中国文艺界,他是离党中央和毛泽东最近的人。

为了响应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号召,从1954年10月31日至12月8日,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先后召开了八次扩大联席会议,领会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开展批判斗争。

与此同时,身为中宣部主抓文艺的副部长的周扬,立即拟订了一份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的计划上报毛泽东。毛立即审阅后,约周扬于12月1日晚去中南海谈意见。第二天,周又对计划作了较大修改,于12月2日再呈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当晚审阅通过,第二天(12月3日)在报告上作了如下批示:

刘、周、朱、陈、邓、胡乔木、邓拓、周扬同志阅,照此办理。

周扬在给毛泽东的呈送信中说:根据你昨晚谈话的精神,对原来的讨论胡适问题计划草案作了根本修改。这份计划已经中科院院部和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通过,确定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把讨论的题目改为八个,以个人研究为主,采取较灵活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法,讨论的文章都在《人民日报》发表。为了领导这次讨论,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并附名单。

毛泽东把周扬报送的计划,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高层领导人看,以及高速度的处置方式,充分显示出这场批判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

随着对胡适、俞平伯思想批判的深入,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决定在1954年12月8日举行联席会议,会上准备作一个“决议”,以推动批判运动发展。同时在这次会议上,周扬和郭沫若(全国文联主席)都要讲话。“决议”草案和讲话稿由周扬一并报送毛泽东审批。

毛泽东连夜审阅,赶在联席会议召开的12月8日晨,给周扬写了如下的短信:

周扬同志:

均已看过,决议可用。

你的讲稿是好的,在几处地方作了一点修改,请加斟酌。郭老讲稿很好,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告郭老斟酌。“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这个题目不是很醒目,请商郭老是否换一个。

毛泽东

二月八日早

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决议”共六点,其内容主要是改进《文艺报》及文联所属各协会的工作。这个决议在1954年1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报告的题目是《我们必须战斗》,内容分三部分:(一)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二)《文艺报》的错误;(三)胡适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这个讲话稿在1954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的讲话稿,后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标题改为《三点建议》, 1954年12月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在批判《红楼梦》和胡适唯心主义学术思想运动中,有人连同“红学”家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一起批判。毛泽东听说后对周扬说:“对周汝昌不要批评,要把他放在这场思想斗争的‘友’的位置上,要让他一起来参加对胡适的批判。”周扬认真贯彻了这种斗争策略,保护了一些学者。
在批判胡适时,有不少人认为不应抹杀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周扬把这种意见反映给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当然是有贡献的,这个事实现在不必多讲,将来是要讲的。不能抹杀胡适,他对中国的启蒙运动起了作用。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杀。现在不必恢复胡适的名誉,到二十一世纪再说吧。胡适说我是他的学生,但我不是。他当教授,我当小职员,工资是不一样的。这是毛泽东策略思想的一种体现,表明他当时对胡适的看法还是比较全面的。

在批判胡适、俞平伯之后不久,又开始批判胡风。随着批判的深入,胡风实在坐不住了,他要求与周扬谈一次话。经中宣部同意,1955年1月14日晚,周扬接见了他。第二天,周扬把这次谈话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报告说:昨晚胡风来谈话,表示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致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还说希望不要公开发表他1954年7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通称“万言书”)。如要发表,也希望作些修改,并在卷首附上他的一篇“声明”。周扬随这份报告,转上了胡风的《我的声明》。
毛泽东看了周扬的报告和胡风的声明,当天就在报告上作了批示:

刘、周、小平阅,退周扬同志;

(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毛泽东

一月十五日

胡风的“我的声明”是1955年1月13日写成的,主要内容是:一、去年7月我向中央的报告态度是错误的,有害的;二、这个报告对文艺运动的判断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提到的情况和例证,有不切实际处。

后来,胡风的“万言书”印成小册子,随《文艺报》公开发行,供批判。在这场批判运动中,毛泽东从1955年至1956年,至少给周扬写过七次信或批示,如有关社论的修改、公布胡风材料的时间、方式和按语等等,都由周扬去执行,通过他领导运动。

在批判“胡风小集团”过程中,因舒芜交出胡风给他的一批信件,使斗争的性质骤变。5月9日周扬把这批信件和《文艺报》为公布信件拟的“编者按”,一并报送毛泽东,同时写了一封信,内称:“胡风的自我检讨和舒芜的揭露材料,拟在下期文艺报(即本月十五日出版的)一同发表。胡风文前加了一个编者按语,我送上清样,请你审阅。”两天后,毛泽东审阅时觉得胡风问题性质严重,对《文艺报》的按语改写时,把胡风问题定性为“反党集团”和“反党反人民集团”。新按语和材料退回时,毛泽东给周扬附信说:“请你和定一同志看可否用?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我为盼!”并嘱:“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批判的级别一下子提高了。信中还说:“如不同意,可偕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在当时的情况下,周扬只能无条件照办,绝不会“不同意”。

有人看到毛泽东把“胡风小集团”骤然上升为“反党集团”,一时接受不了,便打电话给周扬。周扬回答说:“不应接受不了,而应该努力认识主席的指示”,“不是主席提得高,而是我们的思想同主席的思想距离太远、太大,我们应该努力提高自己,尽量缩短同主席思想的距离。”
5月13日、24日,连续公布了两批《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6月10日,又公布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这样一来,终于铸成牵涉一大批人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大冤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包括胡风在内的这批受害人,才陆续得到平反昭雪。

《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

我国1957年下半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许多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文革”后,中央对所有错划、错定为右派的同志进行了彻底平反。在这场斗争中,周扬依然是紧跟毛泽东的。在文艺界,丁玲、冯雪峰等一大批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极大伤害,周扬难辞其咎。晚年,他向这批同志公开认错道歉,有时竟至泪眼模糊,得到人们的谅解。

当年在文艺界,作为这场斗争的总结性文件,是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这篇洋洋数万言的文章,是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写的。所以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极为重视和关心,曾作出几次批示,不仅自己审阅修改,还要邓小平主持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修改。

《大辩论》是周扬(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1957年9月16日,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题为《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道路》。他讲完话之后,又经过整理补充,并和文艺界的一些同志交换意见后,写成《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该文分三部分:大风浪中的考验;两种不可调和的世界观;文艺上的修正主义路线。其中公开点了几十位文学艺术家的名字和作品,作为反右批判的目标。

周扬的这篇长文,由中宣部文艺处长林默涵送给毛泽东审阅。周扬根据毛泽东所提意见,进行了认真修改。于1958年2月28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在毛泽东审阅过的周扬的文章中,这篇是他最为看重的、修改最多的一篇。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时还称赞过这篇文章,他说:周扬同志最近的一篇文章,我很称赞,尤其是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在周扬晚年出文集时,对于《大辩论》是否收入文集却出现分歧。周扬认为:尽管文章的背景和指导思想是错误的,且点名伤人太多,但为尊重历史,以资鉴戒,应原文收入文集。可以在文后加写一个“说明”或“注”。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该文批判了那么多人,他们后来大都受到更为严重的伤害。这伤口刚刚因平反而开始抚平,他们希望永远忘却这段伤痛的历史。如果该文收入文集,会再一次使他们受到心灵的伤害。最后,第二种意见占了上风,《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没有收入《周扬文集》。此时,周扬病情日重,何况由于他的特殊地位,编文集已不是个人行为,需经中央同意,他只好服从这种处置。周扬逝世几年后,又编了《周扬集外集》,才将《大辩论》等收入,印数很少。

1963年是我党与苏共争论较为激烈的一年。这年10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主调是反修。10月26日,周扬在会上作了题目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报告。五天后(即10月31日),周扬将这个报告送请毛泽东审阅。为此他还附上一个呈送报告。11月,毛泽东仔细审阅修改后,很快退回来,认为讲得好,表示同意和赞赏,并且亲自动笔增写了许多段落,周扬自然高兴。

关于毛泽东对此文的修改和增写情况,在近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有具体记载。它显示,毛泽东所作的修改共20多处,其中整段加写的文字有8段,最长的一段达400多字。其中说:“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是大无畏的,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咒骂的……起初好像孤立的人们,只要他们手里有真理,他们最终总会要胜利。”毛泽东改得最多的是文章的第一部分;对第二部分也作了5处修改。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是怎样的重视和赏识。

当时正值中苏论战的高潮,此前中方发表的四篇批判文章(后又发表五篇,合称“九评”),都是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由高水平的播音员以极为庄重的声调向中外广播。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周扬的这篇文章也以这种高规格的方式于12月27日发表,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对文艺问题作了两次批示,周扬感到紧张和不解。他想努力紧跟形势,但总有些踩不到点上。这时,江青逐渐得势,把他作为打击的主要目标。1965年,各种文艺批判接二连三,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11月末,周扬在全国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的长篇报告。但这个报告,已经没有机会送给毛泽东审阅了。他感到茫然。

从“两个批示”到含冤入狱

1963年,毛泽东作关于文艺问题的第一个“批示”前,周扬与毛泽东的关系和工作环境,处于最佳时期。他常去看望毛泽东,交谈些文艺方面的问题。有一次,他们谈到“文艺方面的问题很多”时,毛泽东说:“也怪我没有抓。”

周扬说:“主席抓得很多了,主要是我们工作没有作好。”

“我只抓了一件一件的事,没有全面抓。”毛泽东说。

稍停,毛泽东似乎经过思虑,以肯定的语气说:“我要抓!”

不久,毛泽东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就出来了。头一个“批示”,是1963年12月12日作的,批在中宣部文艺处报送的《文艺情况汇报》上。说:各种艺术形式问题不少,许多部门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东西,岂非咄咄怪事。第二个“批示”是1964年6月27日作的,批在《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上,他说:这些文艺协会和刊物,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不去接近工农兵,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改正,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文革”后,中央已宣布否定这两个“批示”)。

很显然,毛泽东对文艺界的状况极为不满,认为没有真正贯彻他提出的工农兵文艺方向,担心会成为产生修正主义的温床。后来又说:“整个文化系统不在我们手里”,“整个文化部都垮了”,对周扬的不满日渐强烈。他在1964年5月13日,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工作汇报时插话说:要把呆在城里的文艺家分期分批地“赶下去”。又说:周扬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人是好人,就是不了解阶级斗争,不了解工人,不了解农民。毛泽东这些颇具个性的话固然有幽默的成分,但也流露出对文艺工作、对周扬的不满情绪。尽管如此,1964年7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周扬仍是成员之一。1966年2月,中央撤销这个“五人小组”,另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五人小组”,以后又变为“中央文革”,周扬就被彻底挤出文艺领导岗位,并成为江青等人打击迫害的重点对象。

“两个指示”出来后,周扬努力紧跟。他先抓了文联各协会的整风,根据毛泽东的“批示”检查工作。接着又去文化部检查工作,也是为了贯彻“批示”精神。毛泽东在周扬去文化部检查工作时,对他说:“你这次再不要搞温情主义了!”

周扬努力使自己不搞温情主义。去文化部不久,商请彭真、陆定一同意,解除了夏衍、陈荒煤和齐燕铭的副部长职务。“文革”后,周扬专门向这三个人道歉认错。

此时,周扬明显感到,一场政治风暴就要来了,内心的惴栗一天天增长,几十年的文坛领军人的辉煌地位在动摇中。他只能无奈地等待风暴的到来。

由于江青一伙人的阴谋活动,周扬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形象变得灰暗起来,逐渐失去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据当时的《文艺报》主编、与毛泽东有过交往的张光年说:“1965年,毛主席把周扬找去,表面态度和缓,实际上厉害。他就相信康生、江青的材料,认为‘四条汉子’(鲁迅当年对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的贬称)专横地把持文艺界,要公开地批判其中的另外三位:夏衍、田汉、阳翰笙。毛泽东对他说:‘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后来,根本不相信周扬,就假手林彪、康生、江青的部队文艺座谈会。"

“文革”风暴掀起,在文艺界自然是周扬首当其冲。他被“四人帮”扣上“阎王殿”(指中宣部)的“二阎王”、“文艺黑线的总头目”、“文艺黑线的祖师爷”、“三反分子”等罪名,很快被打倒。后来,江青一伙又罗织出以周扬为首的“文艺黑线”人物七八十人,包括中宣部、文化部、全国文联各协会和文艺团体的领导人和代表人物,都受到“横扫”。不仅遭到连续批判,还被关押、监护、立案审查。这一个专案名曰“周扬专案”,而操纵者正是江青和康生。周扬刚做过肺癌切除手术,身体十分虚弱。运动乍起,重病在身的周扬被拉到许多文艺单位轮番批斗。1967年5月后,他被长期关押在秦城监狱。

“周扬一案,似可以从宽”

1971年“9·13”事件后,毛泽东开始对政策作某些调整,其中包括“解放”干部。至1975年5-6月间,因“周扬一案”受审查的大多数人,陆续获得释放或解除监护。但周扬、夏衍、阳翰笙等人,仍继续关押着。此时他们失去自由已达八九年之久。在狱中,周扬坚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信念依然坚定不移。

“周扬一案”中的林默涵,曾长期担任中宣部文艺处长,后任中宣部副部长,“文革”中被打成“文艺黑线”的骨干分子,长期在江西丰城被监护,此时宣布解除监护,恢复自由。他于1975年6月17日,致信毛泽东表示感谢,并希望留在党内。7月2日毛泽东在这位本来比较熟悉的人的信上,作了如下批语:

周扬一案,似可以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付讨论酌处。

毛泽东还指示将林默涵的信和他的批语,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

7月14日晚,毛泽东同江青谈文艺政策调整问题。毛泽东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作家“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并对长期关押周扬一事提出批评,说“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押起来。脱离群众。”还说:“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

就在这一天,关押了九年之久的周扬被释放出来。他本应在7月12日出狱,但他对毛泽东的感情太深了,夏衍在办出狱手续时问他今天走不走?他说:“我要给毛主席写封信,再出去。”所以,比夏衍晚出狱两天。

7月16日,中央专案办公室向中央和毛泽东作了关于周扬一案的处理情况报告。大意是:“周扬一案”中作为专案审查对象而被关押、监护的人员,至此已全部释放(其中27人在1975年5月底前释放;有34人在原单位接受审查,没有关押;田汉、蔡楚生、刘芝明、邵荃麟、焦菊隐、何干之、穆木天等12人病故);林默涵等5人已分配工作;肖望东、钱俊瑞、刘白羽等26人正在分配工作;夏衍、阳翰笙、王昆仑、徐平羽、何英等20人“养起来并治病”。政治结论属人民内部问题,工资照发并补发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是党员的应恢复组织生活。

这个报告送给了毛泽东。7月26日,他审查报告时左眼刚动过手术,还不能自己看文件,是机要秘书读给他听的。他发现对周扬仍用了“问题性质严重”,“拟分配适当工作”这些词语。生活待遇是“工资照发”,而不是“原工资照发”。毛泽东清楚,这反映了政治局内部对周扬如何处理有分歧。他指示秘书把报告中的“问题性质严重”这几个字圈掉,改为“人民内部问题”。而后,交给已任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邓又立即要“中办”主任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

本来,有了毛泽东的批示,“周扬一案”就该解决了。但“四人帮”还在台上,周扬的问题仍不能彻底解决。

转眼到了9月,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为中央和国务院起草了出席国庆招待会的文化界人士名单,其中就有周扬。这个消息传到周扬那里,他非常高兴。夫人苏灵扬赶忙找出周扬多年来未穿的中山装,又是洗又是熨,准备参加国宴时穿。可是,在政治局讨论这个名单念到周扬的名字时,“四人帮”成员都作壁上观,一言不发。会后张春桥大笔一挥,圈掉了周扬的名字。所以,周扬没有接到参加国宴的请柬,空欢喜一场。

国庆招待会后,哲学社会科学部赴会的学者专家们,对于周扬未能出席招待会反映强烈。邓小平把学部反映这一情况的《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简报,送给毛泽东。10月16日,毛泽东在简报首页的空白处批下这样几句话:“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这是毛泽东6月以来第四次关心并为周扬作的批示。

粉碎“四人帮”后,周扬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他又走上文艺界的领导岗位,继续写文章,担重任,勤恳地工作着。他在总结历史经验中,严于律己,经常对自己从三十年代以来在工作上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从不上推下卸。对于同他的工作有关而遭受不公正批判和对待的同志一再诚恳地表示道歉。他的这种宽广胸怀和气度,赢得了人们的谅解和敬重。

周扬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革命文化事业。他的光辉业绩,必将永远镌刻在中国人民革命和中国文化事业的史册上。

■孙国林

source: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90524234526/http://dangshi.hebei.com.cn/dsb/dsbc/userobject1ai683.html

66 older entries...

 

Others have certified xerox as follows:

[ Certification disabled because you're not logged in. ]